公元1050年：国家祭祀怎么变样了？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50年，大宋皇祐二年，大辽重熙十九年。

这一年的年初，有人提醒宋仁宗一件大事：不得了，今年皇上您冬至祭祀的时候，正好撞上是那个月的最后一天，这可咋办？得想个解决办法。

这句话我们现代人听着莫名其妙，日子撞上又怎么了？但对那个时代的君臣来说，这确实是个挺大的麻烦。要想听懂这个麻烦，需要解释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冬至祭祀”。我们以前就讲过，古人非常重视冬至这一天，因为从这天开始，太阳直射点从南回归线往北走了，北半球日子越来越长，天气也越来越暖和了。所谓“阴极而阳生”，世间万物的生发的力量开始滋长。所以，中国古代也会在这一天搞最隆重的国家祭祀。趁老天爷心情好，跟他老人家好好沟通一下。

那为什么冬至的祭祀，不能撞上一个月的最后一天呢？这又是第二个概念了：中国人把一个月的最后一天称作“晦日”。第一天叫朔，十五叫望，这是一组概念。晦日这一天月光黯淡，所以也引申出“晦暗不明”“隐晦”，甚至是“晦气”之类的不太好的意象。

那你想啊，在冬至这一天，皇帝主持国家祭祀，这么重要的仪式，遇上这么“晦气”的日子，你说别扭不别扭？

大臣们的建议来了：既然冬至不能搞祭祀，那就换一天，搞另外一个隆重的国家祭祀仪式，就是所谓的“明堂礼”。明堂礼举行的日子是在秋天的第三个月。这不就避开了晦气日子吗？而且明堂礼也是历史悠久的国家祭祀大典，从功能上讲，也可以完美兼容“冬至祭祀”。好吧？好。但这个方案也有缺点，那就是：明堂礼到底该怎么搞，宋朝这会儿，没人知道。

明堂，顾名思义就是明亮的厅堂嘛，古代帝王办大事、搞仪式的地方。从周朝的时候，就有明堂礼的记载。后代的帝王都要搞这个明堂，历代的儒生也都想说清楚什么是明堂，但琢磨的人多了，最后它反而成了中国儒学史上最大的一笔糊涂账。这不是我说的，王国维先生说的，“中国所有古典制度中，争议最多的，就是这个明堂。”

我要提醒一句：在这种事情上，中国古人和今天的人在价值观上是严重不同的。我们是觉得，未来会比过去好；而古人是觉得，真正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跟远古相比，我们今天的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一旦说起某件事是上古的圣王做过的，那大家就觉得：这事在道德上肯定是正确的，在实践上肯定是有效的。如果要做，就要尽可能做得和古人一模一样。所以，宋仁宗就说了，好啊，那就听你们的，不搞冬至祭祀了，咱们搞明堂礼。既然不会搞，那你们就下去研究研究吧。

看这一年的相关史料，那真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啊，从年头到年尾，朝廷就折腾明堂礼这个事。当然，你懂的，这种事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精准复刻。搞得清楚的，就按传统来；搞不清楚的，就提个方案，皇上钦定。反正有继承，也有创新，准日子一到，也就是九月，明堂礼还是风风光光地操办了。

观察整个整个过程，我脑子里渐渐浮起来一个疑问：

为什么到了宋代，皇帝主持的国家祭祀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现代人看古人搞祭祀活动，往往用“迷信”两个字就打发了。但其实，祭祀仪式，是和国家发展同步发育，和政治转型同步转化的，它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其实，也是观察文明发展的一个窗口。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古代国家祭祀的源和流——它发端于何处？中间经过了什么变化，又何以是现在这幅样子？

商周之变

我们先把中国文化的背景放下，我们先来想象一下：上古人类的祭祀仪式应该是个什么样儿？

形式上一定要有火，但内容上大概率要杀人。为什么要有火，燃烧的火往上走啊，哪怕是烧香呢，烟也往上走。为什么一定得杀人？因为要取悦老天爷，就得献上人间最宝贵的东西。最宝贵的莫过于人命。

几乎所有的远古文明，都有拿活人祭祀的传统。美洲的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度人、犹太人，都有这样的记载。《圣经》上不就有个故事吗？上帝让亚伯拉罕献祭自己的儿子，儿子都绑好了，准备下刀的时候，上帝说可以了，你已经证明了你的忠诚，把你的儿子换成一只羊吧。替罪羊的故事就是这么来的。类似的故事，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里也有。

那中华文明呢？有活人祭祀的传统吗？不仅有，而且还非常血腥、残酷。

李硕老师的《翦商》，前两年特别破圈，就是因为它复现了商朝时候的人祭场面——

“主祭者先在坑底铺一层很薄的小石子和砂土，再垫一层二三十厘米厚的黄土。然后开始杀人。第一轮杀了19人，身首完整的只有两具，被砍掉小腿或脚的有五具。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和女子各三名，成年男子两名，儿童四名，婴儿两名。四名儿童皆尸体不全，缺下半段：一名从小腿以下被砍去；一名从大腿以下被砍去。尸体和头颅没有脸朝上的，或朝下，或侧方。这些迹象表明，杀祭先是在坑外进行，然后再把人头和残碎的尸体扔进了坑内。应该还有人在坑底负责调整，虽然未必堆放得十分整齐，但要保证尸体的脸部不能朝上。第一轮杀人结束后，主祭者向坑内撒了一些朱砂，然后填土，这次填的是红褐色的土，厚半米多。接着开始第二轮杀人。这次至少杀了29人。第二轮杀人结束后，主祭者又向尸体抛撒了一层朱砂粉，再撒一层小卵石。然后是第三轮杀人。这次杀了24人……”

考古学家许宏看到这段文字，跟我们一样吃惊。他说，这用的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考古资料啊，但是，这样把他们还原成现场，还是太震惊了，我们原来的研究还是太麻木了。

其实这样的活人祭祀，发生的时间并不久远，就在距今3000年前；地点我们也很熟悉，就在今天的河南安阳；数量也非常庞大，考古学家仅仅在殷墟遗址发现的人祭坑就有2000座。还有一点要提醒你注意，这杀的可不是什么罪犯、奴隶和俘虏，因为这些祭祀坑里的很多人，身上还戴着玉器、贝壳，就是那个年代的金银财宝。这说明这些人其实很有钱，而且杀他们人并不图他们的钱。这符合向上天献祭的基本逻辑：杀人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讨好老天爷。

这是一种祭祀，那到了1050年，宋仁宗皇祐二年的明堂礼的祭祀，又是一幅什么景象呢？

大宋君臣们讨论的，都是明堂里到底有几间屋子啊？祭祀的神都该有哪些位啊？锅碗瓢盆的那些礼器怎么摆放啊？（当时管这些锅碗瓢盆叫“尊罍（léi）笾豆” ）祭祀的时候分别用什么音乐啊？都是这些事。

1050年的这次，宋仁宗要搞明堂礼，最大的一次争议，就是有人上奏折说，明堂礼里面用的音乐的“调”用错了。原来准备用的是“黄钟”律，这是中国古代十二律的第一律，就是“黄钟大吕”的那个“黄钟”。奏折上说，这个平时用用还行，但是，皇帝亲自参加的明堂礼，用这个不合适，应该用“无射（wúyì）”律，这是古代十二律中的第十一律。至于为什么？我是闹不明白，估计当时的人也闹不明白。但是仁宗皇帝认真了，觉得这可不是小事，就下诏让宰相班子和负责礼仪的官员一起研究。具体办事的人说：别闹，马上就要到日子了，临时改来不及。等过了吧，过了之后，我们一定仔细研究，然后向您汇报。这事才过去。

我之所以聊这些细节，就是请你感受一下，这两种祭祀仪式截然不同的两种画风：一个血腥残忍，一个文弱琐碎。这两种祭祀场面，中间也就隔了2000年的样子。那么请问，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这就牵涉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华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变革是什么时候？

如果是今天的人，应该觉得就是过去这200年间发生的现代化转型，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嘛；而如果是中国古人，可能会觉得是秦朝的建立，就是所谓的“周秦之变”，这是皇帝制度的起点。但是有一个人，王国维，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师，他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是从商朝到周朝的这个过渡时期。王国维可是既知道鸦片战争，也经历过辛亥革命，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这个话题很大。我们仅从祭祀仪式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商周之变”体现在哪里？简单说，就是人和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在商朝人看来，天是什么？那是最眷顾我们商人的严父啊，天命在我。所以，我只管想方设法地、倾其所有地讨好老天爷就行了。杀人，不断地杀人，用活人祭祀给老天爷上供，他高兴了，我们就稳了。至于其他人，我管你死不死呢？反正我们有老天爷罩着。这就是商朝人残忍地用活人祭祀的底层逻辑。

但到了周朝，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周朝灭掉商朝，其实是偷袭得手的结果，是以小吞大，以弱胜强，那要想维持稳固的统治，确实就必须有一套全新的逻辑。于是周朝人把“天命”这个说法就做了一场大改造。

原来，商朝人的“天命观”是，天命是降临在所有族人头上的。我们商族人共享天命，我们合起伙来欺负外族人。这是一种很原始也很朴素的天命观念。

而周朝人创新了：他们说，不对，我们这回革命成功，“天命”不是降到周族人头上的，而是降到周王头上的。这一字之差，你体会一下，啥意思呢？

周朝人的逻辑大致是这样的：首先，周王受了天命，他就是天下共主了。他可不是奴役你们的人哦，而是要给你们所有人主持正义的哦。那句我们熟悉的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也有这层意思在里面。我们周王可不像他们商王，他只是商族人的王，我是天下人的王。这么换角度一理解，这话是不是就不那么霸道了？更重要的是，王干得好，所谓“有德”，那天命就在。他要是干得不好，天命就不在。怎么判断他干的好不好呢？老百姓说好，就是好。天命如果不在，我们怎么革殷商的命，将来得天命的人就会怎么革我们的命。所以，大家放心，我们会好好干的。

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文明转型啊。经过了商周之变，中华文明就摆脱了残暴的底色，而走上了一条用德政和仁义来组织政权的新路。从野蛮到文明，这一步太大了，你说，还有什么比这个转变更大，更本质。说到这里，你应该就能理解王国维先生为什么那么说了，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转折，是商周之变。

好了，理解了商周两种完全不同的天命观，你就知道他们的祭祀模式为什么不同了。

商朝人的祭祀本质是沟通。给老天爷看，我给你献个这献个那，你高兴不高兴？不要发火好不好？我想求个这求个那，你能不能答应？在这种模式下，当然是祭品越丰盛，祭祀的人心里就越踏实。祭祀的时候，眼睛是冲上看的，”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老天？”

而周朝人开创的祭祀传统就不一样了。

周王有天命是因为有德，有治理天下的政绩，那周王和老天爷之间的关系，其实周王才是主动的一方。对啊：商朝人的老天，嗜血、残暴、欲壑难填、喜怒无常，人只能讨好它，所以老天是主动的。而周朝人的老天爷呢，像是个靠谱的老师，做老师出的这张卷子，根据答案，该得几分就是几分，老师公正得很。求老师，给老师送礼，都没用，关键自己要努力。所以，虽然老天在上，但周王反而更是有主动权的一方。

那祭祀模式就不一样了：你商朝人，是眼睛冲上看老天脸色的，而周朝人是眼睛冲下，看老百姓态度的。商朝人祭祀，是一场沟通；而周王祭祀，既是跟上天的沟通，更是一场给天下人看的表演——看，老天在大自然中建立的秩序，周王在人间也建立了。而且人间秩序和上天秩序在结构上和节奏上，都是一样的。周王和老天同步，所以，天命就在周王身上。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理解一种普遍的人类心理机制，就是“象征思维”，或者叫“类比思维”。简单说就是：两个东西在某个维度上比较像，所以，他们就有某种关联，甚至它们就是一回事。老天爷什么样？没人知道。但是老天爷掌控的大自然，是有显示界面的，什么寒来暑往、日升月落、冬至夏至，这些节律是可以看见的。我在祭祀仪式上，能和这些节律一一对应上，能够让人看懂这些象征、类比，这不就显得和老天爷同频共振、是一条心吗？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周王祭祀的这种象征思维到什么程度了。

农历中经常有“闰月”的说法，就是多出来的一个月。你有没有觉得奇怪？这个“闰”字，为什么写成门里面一个王呢？这其实就和我们今天讲的明堂礼有关。在儒家的理想中，明堂有东南西北四个正厅，每个正厅旁边还有两个厢房，这不一共12间房吗？正好对应一年12个月。你看，象征思维来了——天子每个月就应该住在相应的房间里，穿这个月应该穿的衣服，吃这个月应该吃的饭，祭祀这个月应该祭的神，办这个月应该办的事儿。这叫天人相应。好了，那如果遇到闰月，这一年13个月，那天子应该去哪儿住呢？所有房间都不能住了啊，天子就住到了门厅里，你看，这不就是这个“闰”的字形吗？门里面住着个王。

大太阳在天上转，有规律；周王，这个人间的小太阳，也模仿天的规律，在人间跟着这么转。你看，周王是天子，天的儿子，节奏一样，这是不是说明有天命？

这只是一个小例子。在周朝的祭祀传统下，到处都是这种象征的细节。比如，祭祀用的玉，有两种，一种叫璧，一种叫琮（cóng）。璧是圆形的，中间有孔，这不就象征着天的圆润，和天时的循环往复吗？璧是祭天的。而琮是方形的，这就象征着地的方正啊。天圆地方嘛，琮是祭地的。但是慢着，如果有人提出来，这颜色也得贴上啊，象征嘛，更像一点多好啊。好，那祭天的璧，最好就是天的苍色，祭地的琮，最后就是地的黄色。

这种类比和象征的细节的讲究，肯定就无穷无尽啊。除了玉，还有什么建筑、天时、流程、乐舞，等等等等。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从周礼演化而来的儒家祭祀典礼，总是那么琐碎，总是有那么多礼仪化、程式化的要素，而且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了。就像前面说的，一首乐舞的调儿对不对，都要琢磨半天。因为这个时候的国家祭祀，已经是一场象征表演，如果象征对不上，让人挑出错来，这就是皇帝和老天爷不是一条心的证据。那政治后果可就严重了。所以，这一年，宋仁宗要办明堂礼，大宋朝廷里的很多明白人都开始搞相关学术研究，连远在杭州的范仲淹也推荐了一个学者来参与研究。这个时候的祭祀，可不仅是迷信，这里面有着很多政治理性的成分。

中国古代的儒家士大夫，有人皓首穷经地推求明堂礼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就我看到的材料，关于明堂，最精彩的论述，来自于叶舒宪老师的《中国神话哲学》。他用的方法，不是儒学的考据，而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那么多关于明堂建筑的描述，虽然细节上不一致，但是有几点是一样的：上圆、下方、四周环水。在文化人类学看来，这不就是对神话世界天、地和阴间三分结构的象征吗？说白了，明堂就是一个人造的小宇宙的模型。再打开文化视野，横向一对比，也不止是中国的明堂是这样，埃及的金字塔，美洲印加文化的太阳神庙，都有类似的象征结构。这可不是巧合。这说明，人类在象征思维、类比思维上是共通的。

好，我们还是来看今天一开始提出来的那个问题：为什么1050年宋朝的国家祭祀，演化成了这幅模样？它的第一个大转变，是来自于距此2000年前的商周之变，从野蛮到文明的大转变。

但是，还有一个疑问：祭祀，难道不是应该到各个神所在的地方去祭祀吗？怎么？把四方神灵，都圈到明堂里面来，皇帝在一个地方就把祭祀全办了？这有点像现在地方政府的办事大厅，各个机构都在这里设办事处。市民办事，只跑一趟，这种祭祀模式又是怎么来的呢？

秦汉之变

到了宋代，国家祭祀，皇帝为什么只用在首都建一个明堂，只跑一趟就能把宇宙中所有的神都拜了？皇帝再大也是个凡人啊，祭祀的可是神啊。是神该上门来就和你？还是该跑一趟去把贡品送给神呢？

其实，如果你生活在秦朝和西汉，你看到的国家祭祀，就是反过来的，就是皇帝要追着神跑的。

在《文明》第一季的时候，我们讲过宋真宗的封禅大典，那就是皇帝追着神跑啊。历史上跑到泰山去搞封禅大典的帝王很多，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宋真宗、唐玄宗、汉武帝，还好说，他们是有样学样，学的秦始皇，那秦始皇又为什么跑到泰山去祭祀呢？

你想，神灵这种东西，有很多都是本地化的。除了太阳神、月亮神之类的，大家确实可以共享，剩下的这个山的山神、那条河的河神，可不都只有本地人才相信吗？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是各村有各村的地道，各国有各国的神仙。比如说，在山东的齐国，它供奉的神仙，就有所谓的“八主”，什么“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请注意，祭祀这八主的时候，可不是一锅烩了就行啊，它们是各有各的供奉地点。比如，祭祀天主，得去临淄的南郊山下，祭祀兵主呢？得去东平的陆监乡。这些地方的选择要么有传统，要么有讲究。比如，祭祀日主，就是太阳神，得去“成山斗”，其实就是今天的威海成山头，那确实就是齐国最东端最早能看到日出的地方，祭祀太阳神，还能找到比这更合适的地方吗？

到了楚国，情况就更复杂，楚国地方大啊，本地神仙也多。你翻开一本《楚辞》，目录里面提到的什么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都是楚国本地神仙。而且地方特色很浓郁，湘君湘夫人，这很明显是湘江的神，要祭祀只能到湘江边。

楚国还有一个故事，说楚昭王病了，巫师一占卜说，坏了，这是黄河的河神给您捣的乱，您去祭祀一下就好了。楚昭王说，我才不去！自古以来的规矩，祭祀不超过自己的山川的范围，这叫“祭不越望”。黄河在国境之外，我宁可生病，也不去。孔子后来听说这件事，还点了个赞，说楚昭王是个明白人！

你看，这就是秦始皇之前那个时代的祭祀观念。山川大地各地都有神，祭祀什么神，你得去什么地方，越过自己边境的神，你也别去惦记。

好了，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六国之后，请问，秦始皇该怎么祭祀？

当时的秦国人可能会想：我们是赢家啊，我们家的神应该成为所有新征服的地方的人的神啊。但是秦始皇没这么干。他是到处跑着去祭祀当地的神。别忘了，什么是封禅泰山？这可不是当时全国的共识啊，这是东方齐国的本地传统。秦国的祭祀里面没有这个项目。

那秦始皇来齐国故地的泰山封禅，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这就是新上任的县官，来到一个乡绅家的祠堂里，给这家祠堂里的祖先神位磕了个头。这传递什么信号？当然是一个亲善的信号。我尊敬你家祖先，你是不是也要配合一下我的工作啊？

过去我们对秦始皇这个人其实有很多曲解。他巡游天下，我们觉得这就是耀武扬威臭显摆，其实，秦始皇巡行天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祭祀各地的神，用这个动作来表示：崭新的秦帝国，不是原来秦国的放大版，而是天下共主，你们所有的文化、信仰、仪式，我都认，我都要把它纳入新帝国的传统之中。

秦始皇搞封禅大典结束，一下泰山，就接着在齐国各地走。齐国本地的八神，秦始皇是挨个拜过去的。当然也不只是齐国，在原来的楚国故地，秦始皇也一样，风尘仆仆赶来，恭恭敬敬拜神。

这里还有一个冤案：司马迁的《史记》记载，秦始皇去楚国祭祀湘山，就是今天洞庭湖中的君山。坐船的时候遇到风浪，秦始皇就发飙了，小小一个湘君，竟然敢冒犯寡人，来啊，调来三千囚徒，把湘山上的树给我全都砍光了，还有，把湘山都漆成了红黄色，也就是当时囚犯穿的囚衣的颜色。

这是司马迁当年听到的故事，但实际上呢？出土文献更靠谱一点。就在几年前，湖南岳麓书院藏的一批秦代竹简公布了，这可是一手的史料，里面有一篇秦始皇禁止砍伐湘山树木的诏书。诏书的大意是说，秦始皇巡游海内，渡过洞庭湖，登上湘山，看到这一带的树木非常秀美，下达指示，禁止砍伐湘山一带的树木。

我也觉得后者更符合实情。秦始皇那么辛苦，从关中跑一趟洞庭湖，一路拜神拜过去，就是为了用文化手段收服原来楚国人的人心，怎么可能像是一个低素质的游客，一不高兴就大闹游客服务中心？

所以，在秦始皇的时代，皇帝到各地去祭祀各地的神，这可不是什么迷信。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政治策略。古人讲，治国就两件大事，一个是祭祀，一个是军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为什么？因为一个古代统治者要想整合人群，最方便用的，就是这两件工具，用暴力或者用信仰，都能够迅速地构建一个共同体。我们都熟悉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的那句话，“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其实，我们今天的讲的祭祀也是一样，也是政治的延续。

那你可能会问，皇帝四处巡游，祭祀各地的神，这不是挺好的塑造政治共同体的手段吗？为什么后来又不这么做了呢？答案很简单，祭祀是政治的延续，因为政治格局变了，祭祀也得变。

从秦朝到汉朝，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皇帝到各地去祭祀，把地方神仙纳入到官方认可的祭祀系统中，这个过程持续了100多年。秦始皇的时候，还没有什么章法，夹到碗里都是菜，是个神仙他都拜。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一个秩序井然的神仙系统和祭祀体系就算是确立了。

当然，皇帝也不轻松，那真是要跑啊，经常出差啊。秦始皇巡游天下很出名，但其实汉武帝跑得更频繁，他在位54年，往外跑了三十几次。别以为他是游山玩水啊，那个时代即使是皇帝，出门也是很辛苦的。他出巡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亲自祭祀各地的神。在汉武帝的眼里，他统治的这个帝国的神圣性，是撒遍大地的，山山水水到处都有神迹。比如我们今天聊的“明堂礼”，汉武帝也搞，但是汉武帝明堂就不在首都长安，而是建在山东泰山脚下。你看，皇帝和首都，并不垄断神圣性。神灵还是和地方特性绑定在一起的。

但是，汉武帝与此同时还完成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彻底地削弱了地方势力。具体过程不讲了，总之，到汉武帝后期的时候，地方诸侯已经没有多少和中央讨价还价的力量了。这种压倒性的优势到了什么程度？我就举一个数字你感受一下：汉武帝故意找茬，用一个非常牵强的理由，说你们王侯们祭祀送来的金子成色不足，真是没有天良，就这么个事儿，一次性剥夺了106个王侯的爵位。就这么大手一挥，当时将近一半的诸侯就没了，也没人敢反抗。

我们跳出来看就知道，这哪是什么汉武帝的胜利啊？这是从秦始皇开始，持续100多年，中华大一统帝国，终于把吃下去的东方地方势力给消化了啊。在政治上，你们既然已经没有力量分庭抗礼，那在祭祀上，皇帝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往你们那里跑呢？

来吧，帝国疆界内，所有神圣性的光环都往皇帝和首都集中吧。抬头往天上看，是不是只有一个太阳？同样道理，人间的神圣性，也都集中在皇帝身上，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大家当好向日葵就好。

这反映在祭祀仪式上，就是所有的神，都搬家吧，给你们办首都身份证，皇帝在那儿专门有地儿给你们提供好吃好喝。这就开启了从西汉后期开始的一大轮祭祀制度的改革。

《汉书》里面有一句话，经常被研究者引用，说，整个天地间，谁是老大？王才是老大。那老天爷呢？我们的圣主，也就是皇帝住在长安嘛，所以，老天爷也只专注长安。其他地方的祭祀地点，都撤了吧。你看，到这个时候，皇帝和神灵，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剩下的都是技术细节问题了，神仙向首都集中的趋势，就不可逆转了。

到了东汉的时候，什么天地、日月、祖宗、山川、四方、百神，全部都在首都郊区的一个祭坛上祭祀。有史料记载，建武二年，也就是公元26年，在东汉首都洛阳的一次祭祀上，居然一共祭祀了1514个神。这个集体宿舍，可真够挤的。到此为止，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祭祀制度，就算是基本成型了。斗转星移，日月如梭，到了我们现在讲的宋代，这可是1000年又过去了，祭祀仪式的变化当然有很多，但那都是细节上的了。

细看1050皇祐二年的史料，有一个趋势还是挺明显的。那就是钱花得很节省，事儿办得很认真。

我举两个例子你感受一下。第一，花钱是真节省啊。

自古以来，但凡要搞明堂礼，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造一座叫“明堂”的建筑。既然要搞，往往就搞得很大。比如武则天在洛阳盖的明堂，88米高，相当于今天30层的楼。那可是在没有钢筋混凝土的时代啊，造这么高的楼，这得多大难度？多大投资？而且落成之后没过几年，一把火就烧没了。武则天说，没事，不差钱，再原样重建一座。祭祀这种事就是这样，一旦上头，多少钱都能花进去。

但是你再看我们现在这位宋仁宗，他也要搞明堂礼。他说，什么是明堂？天子办事的地方就是明堂。那说的不就是我们的大庆殿吗？大庆殿就是北宋皇宫里最大的宫殿，相当于今天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得嘞，纸笔拿出来，写了两个字“明堂”，往大庆殿上一挂，明堂，有了！你看看，这是把金銮殿当成了多功能厅啊。就这么省。

节省了，但是草率吗？一点也不草率，非常认真。宋仁宗非常清楚，国家祭祀的目的，不是给漫天神佛看的，是要把帝王德性展现给天下臣民看的。就像前面讲的，周礼祭祀的本质，是一场表演。所以，整个过程里，仁宗皇帝的表现是：有功劳，就让，有苦劳，就抢。

明堂礼还没开始设计呢，仁宗就下诏说，这次说好了啊，不要给我上尊号。大臣说，那哪儿行啊？办明堂礼，是你皇帝爱戴孝敬老天爷，我们做臣子的，也要爱戴孝敬你老人家，我们不表示表示哪儿行？仁宗坚决不肯。你看，有功劳就让。

又有一次，大臣们说，这个明堂礼举办的时候，好多神都要您亲自祭拜，上下台阶太多了，这样行不行？你分派一些活儿出去，让臣子们分头去拜？仁宗说，哎，这么大的典礼，我怎么敢偷懒呢？我来，全都我亲自来！你看，是不是有苦劳就抢？

整个祭祀过程，天上的神仙还什么都没拿到呢，仁宗皇帝把能得的分儿已经全得了。你看，到了这个时候，国家祭祀仪式的神性色彩越来越淡，理性色彩越来越浓了。

今天我们讲宋仁宗时代的明堂礼，如果你有兴趣，还可以出门左转，把我们《文明》节目的第一季，讲仁宗的爸爸宋真宗封禅泰山，大建玉清昭应宫的那几期节目再回顾一下。时间过了也就40多年，你会发现，中国的政治理性又往前发育了一大截。

文明的发展，有时候就像走山路。走的时候，每一步都很艰难，但是你坚持这么走，过一段时间你会惊讶地发现，距离出发的地方，已经如此遥远。就像一首词里写的那样：“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好，文明之旅，咱们下一年，1051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至今弦歌不辍的国家祭祀传统。你可别觉得，到二十一世纪了，科学昌明了，这个传统就断绝了。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每年仍然有隆重的大型祭祀活动，祭祀中华始祖皇帝和炎帝，还有至圣先师孔子。你可以理解上成现代中国的国家祭祀。在这样的祭祀典礼上，除了祭品、祭拜仪式，祭文也不可或缺。

祭文是一种什么文体？简单说，四字一句，通篇押韵，文辞古雅，给你念一段感受一下吧：

大哉孔子，华夏之光。越二千载，燏燏煌煌。

虔具旨酒，奉此一觞。唯圣有灵，降我祯祥：

祐我中华，国运恒昌。祐我黎民，永步康庄。

开我民智，恭俭温良；中和仁恕，焕乎文章。

花溪汤汤，黔山苍苍。夫子之道，万古流芳！

伏惟尚飨！

你听出来了，这是祭祀孔子的。这篇祭文，出自得到《安神晚课》的主理人，周之江老师之手，他每年都会主持贵阳孔学堂的祭孔活动。周老师是我见过的，最有传统文人风范的现代人，诗、书、印无一不通。我手上这枚“凡墙皆是门”的闲章，为咱们《文明》这本书专门刻的，也是拜他所赐。

致敬祭祀传统，致敬中国人对天地、对先祖珍而重之的态度。

参考文献：

（清）方苞：《周官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汤勤福、刘丰等：《中国传统礼制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

冯渝杰：《神器有命：汉帝国的神圣性格及其崩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

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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