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漏壶考

汉代以后不仅史料中关于漏刻的记载逐渐增多，也出土了多件漏壶实物，这些都说明汉代漏刻制度已经基本完备，成为相对普遍使用的计时方式。目前汉代漏壶已经出土多件，其中包括兴平铜漏、满城铜漏、干章铜漏、巨野铜漏、凤栖原铜漏、海昏侯铜漏和阳陵陶漏等；另外传世文献中也可以见到对丞相府铜漏和银错车马纹漏壶的详尽记载。可以发现，西汉是漏刻制度发展的关键时期，具体表现是单壶泄水型沉箭漏已经基本成熟，不同地域使用的漏壶在形制上极为类似；而西汉中期浮箭漏开始出现，并越来越广泛地用于天文测量及国家重要礼仪活动之中。前人研究多有论及汉代的漏壶，如王振铎《西汉计时器“铜漏”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陈美东《试论西汉漏壶的若干问题》，同氏著《我国古代漏壶的理论与技术——沈括的〈浮漏议〉及其它》，以及薄树人主编、石云里等执笔《中国天文学史》，潘鼐主编《中国古天文仪器史（彩图本）》，吴守贤、全和钧主编《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学及天文仪器》，等等，可参看。本文梳理文献记载及出土所见著名西汉漏壶，探讨其具体形制，并依此讨论这一时期漏壶的使用等问题。

1、丞相府铜漏

吕大临《考古图》和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都著录有汉代丞相府铜漏，陈直指出这是传世的最早的漏壶。《考古图》载有该器手绘图，题为“丞相府漏壶丹阳苏氏”，并附录漏刻铭文：“廿一斤十二两，六年三月己亥年史神工谭正丞相府。”考释：“右不知从所得，高九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径五寸六分，容五升。盖铭廿有一字。”后另有按语：“按此器制度，其盖有长方孔，而壶底之上有流筒，乃漏壶也。视其铭乃汉器也。”李约瑟认为这件漏壶制作于公元前201年到公元前75年之间，也就是西汉建立至汉昭帝统治年间。清代冯云鹏等著《金石索》也摹画有这件器物，并根据旧的拓片更正“年”当为“卒”。后来陈美东指出，按照宋尺一尺合现在30.72厘米计算，丞相府铜漏通高29.2厘米，深23厘米，直径为17.8厘米，容量为5736立方厘米陈美东另外指出，原刻所谓“容五升”和历代度量衡制度都不相符，可能有误。吴守贤、全和钧根据这件漏壶有盖、盖上有孔、有滴水管等特征，判断这是一件单壶泄水型沉箭漏。

《考古图》中的丞相府铜漏

明代《三才图会》和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也载有该器的手绘图，然而王振铎认为这两部古书所载铜漏的图和文都有很多错误，不能够作为研究漏刻的凭据。陈美东则指出，《三才图会》的主要问题是将壶盖绘制成了半圆形，如果作者当真见过原器的话，不至于无法区分圆形和半圆形的盖，合理的解释是丞相府漏壶为复壶，《考古图》和《三才图会》的作者分别见到了其中的一件，所以才会有壶盖绘制上的差异。也就是说，丞相府漏壶可能是一组漏刻，其中圆盖者为漏壶，另外一个半圆形盖者是受水壶。潘鼐也认为《三才图会》中漏壶壶盖上缺少一部分，应该是为了接收从漏壶里流出的水，并且指出如果丞相府铜漏和巨野铜漏合在一起，在形制上恰可形成一套完整的二级漏刻。但华同旭对这种说法则持保留态度。本文认为，虽然丞相府漏壶的实物已不可见，但在多种可能性之中，陈美东和潘鼐的意见是相对合理的。

《三才图会》中的丞相府铜漏

2、银错车马纹漏壶

容庚《颂斋吉金图录》中著录有他本人收藏的汉代银错车马纹漏壶，后附考释曰：“壶银制，通盖高四寸九分，器高四寸二分，深三寸七分，口径一寸八分，唇广一分半；盖高八分，深六分，口径一寸五分，唇广一分半；流长八分，口径三分半，唇广一分。盖有长孔，三足作马蹄形。色灰黑……形制与《考古图》所载丞相府漏壶相同，而小其半，未审何用也。”陈美东测算这件漏壶通高16.3厘米，深12.3厘米，内径5厘米，容量241立方厘米，考虑到流管到壶底的距离，实际有效的容量可能只有160立方厘米。从其形制来看，这也是一件单壶泄水型沉箭漏。

整体上看，这件漏壶造型精美，装饰有繁复的车马、人物纹饰，应为贵族所使用。王振铎仔细研究器物上的纹饰，指出壶身的纹饰由金银错绘，腹部绘辎軿车马，上下绘仙人，可能与西王母故事有关。另外也有学者指出，这件漏壶精致小巧，是一件袖珍式漏壶，能够满足便携的需要，与后来的马上漏刻类似。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所见的漏壶仅此一件为银质。

3、兴平铜漏

1958年陕西兴平西汉墓出土了一件铜漏，被命名为“兴平铜漏”。这件铜漏现藏于陕西省茂陵博物馆，是第一件考古发掘出土的漏壶实物。根据发掘报告的说法，“这件铜漏壶，根据同出的铜带钩、五铢钱、陶器等物，证明是西汉中期的。它的外形比较完整，为圆筒形，素面，上有提梁盖，下有三足，壶底端突出一个出水嘴。通高32.3厘米；壶盖直径11.1厘米；盖沿高1.7厘米；提梁梁高6厘米。盖和梁的中央有正向对应的长方形插尺孔各一个，长1.73厘米，宽0.5厘米，用以穿插有时辰的标尺。壶身口径10.6厘米，高23.8厘米。壶嘴长3.8、口径0.25厘米，其内径为圆筒形，外为圆柱形，壶壁连接，呈漏斗状，水即从此嘴水平流出”。从形制上看，这也是一件单壶泄水型沉箭漏。考古工作者将这件铜漏的制作年代定为西汉中期是值得信赖的。另外陈美东将这件铜漏的制作年代定于满城铜漏和干章铜漏之间，这种观点也值得注意。

兴平铜漏

1986年10月，华同旭使用这件铜漏实物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兴平铜漏只能够流5分钟左右，用这样一件漏壶去度量时间显然是不实用的，而且其制作相对粗糙，所以华同旭怀疑这件铜漏是特意为陪葬而制作的明器。另外华同旭提到也有学者怀疑这件漏壶是医生用来测量脉搏的，《黄帝内经》和《灵枢经》中都有相关的记载。总体来看，兴平铜漏的实用性存疑，但其形制与传世和出土的漏壶并无二致，显示类似形制的漏壶在汉代较为普遍。

4、满城铜漏

满城铜漏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根据《满城汉墓发掘纪要》的记载，这件漏壶“作圆筒形，下有三足，通高22.4厘米，壶身接近壶底处有一小管外通，小管已残断，壶盖上有方形提梁，壶盖和提梁有正相对的长方形小孔各一，作为穿插刻有时辰的标尺之用。壶中的水从小管逐渐外漏，标尺便逐渐下降，从而可以看出时辰的变化。这件漏壶体积小，携带方便，是古代劳动人民精心创造出来的一种计时器”。后来《满城汉墓发掘报告》补充了这件铜漏的尺寸信息：通高22.5厘米，直径8.6厘米，深15.6厘米，内径8.4厘米，盖径9厘米，提梁高4.3厘米。发掘报告中还提到，铜漏应该有刻箭，但是现已不存。

满城铜漏

刘胜为汉景帝之子，卒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那么这件漏壶的铸造年代也就比较清楚了，所以发掘报告指出，这件铜漏是“迄今经科学发掘出土的、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早的漏壶”。从形制上看这也是一件单壶泄水型沉箭漏，只是这件铜漏相对于其他铜漏体积较小，发掘纪要已经怀疑它是专门为陪葬制作的明器，研究漏刻问题的前贤也大多同意这种说法。

5、干章铜漏

1976年内蒙古伊克昭盟发现了一件铜漏，根据铭文定名为“干章铜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件铜漏通高47.9厘米，壶身为圆筒形，壶内深24.2厘米，径18.7厘米，容量6384立方厘米。靠近壶底处有下斜23度的一断面圆形流管，管上面斜长8.2厘米，下面斜长7.2厘米，根径2.4厘米，端径1.8厘米，近管端处有一凹槽，管端有径0.31厘米的小圆孔。壶身下有三个蹄形足，高8.8厘米。壶盖高3厘米，直径20厘米。盖上有双层梁，通高14.3厘米。壶盖上和两层梁中央有相对的三个长方形孔，应当是安插漏箭之用。从形制上看，这也是一件单壶泄水型沉箭漏。

干章铜漏

这件漏壶上有清晰的铭文，壶内底上铸有阳文“千章”二字，壶身正面阴刻铭文“千章铜漏一，重卅二斤，河平二年四月造”。“河平”是汉成帝的年号，河平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年，出土漏壶中仅此一件有明确的纪年。关于铭文中的“千章”二字，有学者认为应该释读为“干章”。孙机也认为虽然《汉书·地理志》下有“千章县”，但至少此处应作“干章铜漏”。另外，在这件漏刻第二层梁上加刻有“中阳铜漏”四个字，孙机认为这件铜漏原先在干章，后来归中阳县，这两个县在西汉的时候同为西河郡所属。

发掘简报最后写道：“这件铜漏，保存完整，未经磨损，比满城和兴平汉墓中出土的铜漏的体积都大，而且有明确的纪年，为研究西汉时期的泄水型沉箭式的漏壶再一次提供了重要资料。”总体而言，干章铜漏保存最为完整，结构也最为成熟，而且壶身上的铭文明白揭示了铜漏的地域、铸造年代等信息，这在目前出土的铜漏中是最为清晰明白的。

1986年10月，华同旭使用这件铜漏实物进行了实验，证明一壶水流尽的时间是12分15秒36，与1古刻（14分24秒）差距不大，而差距产生的原因应当是流管磨蚀孔径增大，这说明干章铜漏确实属于“一刻之漏”。

6、巨野铜漏

1977年山东巨野西汉墓出土了一件铜漏壶，后来命名为“巨野铜漏”，现收藏于山东省巨野县博物馆。巨野铜漏出土的时候被考古工作者称为“筒形器”，因为原器为圆筒形，素面，器高79.3厘米，口、底直径各47厘米，壁厚0.7厘米，重74公斤。腹中部装饰有两个对称的铜环，环直径11.5厘米。距器底5厘米处有一圆孔，孔周外壁稍厚，方形。另铸有一筒形杯状器，长5.8厘米，口径4.8厘米，底径3.3厘米，底壁厚0.3厘米，甚是光滑。筒形杯状器由筒形器内侧插入圆孔，横置，口在筒形器内，有衔接痕迹，底在器外。筒形杯状器与器孔外壁浑然一体，甚是牢固。筒形器一侧近底部的外壁有修补痕迹两处，附有不规则的铜板两块，用铜汁浇灌连合；器身还散见多处修补的小方块痕迹。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铸造时质量不高，后来做了修补，或者是经使用而损坏，再行修补，显示这件器物曾长期使用。发掘报告另外还提到，出土时器物内部满是泥土，并有朽木痕迹，根据器物的形状和清理时发现的迹象，怀疑该器物是古代的一种计时器。

巨野铜漏

巨野铜漏没有明确的制作年代，根据史料的记载，该墓葬的主人昌邑王刘髆死于公元前87年，那么这件铜漏显然是在此之前制作的。华同旭为写作《中国漏刻》一书，曾于1984年前往山东巨野观看这件漏壶，根据他当时的报告，巨野铜漏可以确定是浮箭漏的供水壶，具体理由有三：一是该壶没有盖和提梁，不是单壶泄水型沉箭漏；二是该壶平底无足，和后世浮箭漏的供水壶相同，平底是因为这件漏壶本身要被放在受水壶后方的高台上，不需要足；三是该壶体积较大，这也正是浮箭漏供水壶的特征。后来潘鼐在写作《中国古天文仪器史》时也对这件漏刻的实物进行了考察，确认这是一件浮箭漏，并且认为巨野漏刻为浮箭漏发明于汉武帝时期提供了实物证据。

需要注意的是，巨野红土山西汉墓中并没有出土受水壶，而单独一件供水壶显然没有办法实现计时的功能。不过，《汉书·武五子传》中曾经提到昌邑王刘贺使用漏刻，“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显示昌邑王府中是有漏刻的，而且这种漏刻已经可以精确到一刻，可见是一种较为精密的仪器。由此可以推测西汉昌邑王家族曾经使用完整的漏刻。后来海昏侯墓出土的铜漏也可以证明这一观点。

7、凤栖原铜漏

凤栖原铜漏2009年出土于西安凤栖原西汉墓园M8墓地，考古工作者判断该墓园为王侯级别，该家族在西汉中晚期曾拥有十分显赫的地位。也有学者推断大墓的主人就是西汉中期的富平侯卫将军张安世。根据文物整理和修复者的报告，凤栖原铜漏为圆筒形，方形单提梁盖，下有三只蹄形足。漏壶通高52.6厘米，壶内深度34厘米，壶身口径21厘米，壶盖及提梁总高17.5厘米，提梁高度14.2厘米，壶盖外径22.5厘米。流管位于壶身下部，长7.5厘米，端口直径2.5厘米，流孔直径0.12厘米。提梁和壶盖中央垂直对应位置各有一个长1.5厘米、宽0.6厘米的方形孔，用以插入箭尺并保持垂直。另外，铜漏整理者还在壶内发现了断为数节的有机质条状物，并怀疑这就是漏壶的刻箭。凤栖原铜漏也是一件单壶泄水型沉箭漏，而且从现有资料看，凤栖原铜漏是出土漏壶中体量最大的。

凤栖原铜漏

8、海昏侯铜漏

2015年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一件青铜漏壶，根据报告，这件铜漏壶出土于海昏侯墓园1号主墓的厨具库。漏壶有圆形的盖，平顶，中央有一长方形孔。盖顶上有一长方形提梁，提梁上有一长方形孔，与盖顶中央长方形孔上下对应。器身长筒形，子口，上腹部有两个半环形耳衔环，近底部有一流管，底部为三个半圆形兽蹄足。半环形耳上有两道弦纹。口径18.5厘米，足高5.1厘米，通高38.6厘米，重2410克。这件铜漏的形状与内蒙古伊克昭盟出土的干章铜漏极为相似，可以确定是一件典型的单壶泄水型沉箭漏。而且海昏侯铜漏体积与干章铜漏相差不大，可以推测这两件漏壶都属于“一刻之漏”，即漏完一壶水需要的时间是昼夜百刻制度下的一刻钟，合现在的14分24秒。

海昏侯铜漏

9、阳陵陶漏

汉景帝阳陵出土有陶制漏壶。根据介绍，这件漏壶出土于阳陵帝陵东侧的陪葬坑内，后来学者的报告中提到，这件陶漏为“泥制灰陶，素面，圆筒形，通高32.1厘米，口径10.6厘米，漏壶有盖，壶盖上有提梁，盖和梁之间有正负对应的方形插箭孔各一个，用以穿插计时用的标尺。壶的底端有一出水管，长3.8厘米，与筒壁垂直。其内为圆锥形，外为圆柱形，内外相接成漏斗状，滴水从管内水平流出。这只陶漏壶显然是西汉时期的计时器”。从形制上来看，阳陵陶漏是一件单壶泄水型沉箭漏。

图4-10阳陵陶漏

目前出土的汉代漏壶中仅见这一件陶漏，整体造型相对简单，且出土地点为陪葬坑内，应当是为陪葬特别制作的明器。事实上，漏壶是精确性较高的特殊器物，陶土显然并不是理想的材料，因为一旦发生渗漏等情况就会严重影响漏壶的精确性。古人说漏壶“才略有分毫侵损，便成废器”，所以这件陶漏很难满足日常测量时间的需要。漏壶的制作本身就是为了追求较为精确的时间，否则在实际使用中也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

（本文摘自董涛著《秦汉时空观念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2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